新的革命为何是正义的?正义的革命是为了怎样的理想社会?能否通过法治革命实现革命法治，这样一种辩证运动如何操行?面对这些问题，先进知识分子在中国共产党筹建和成立之初，运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和方法作出了初步回应。

（二）自治的类型自治可以有不同的类型。当然，不能由此本末倒置地认为，规范的效力有无取决于法院裁判是否认可，但是，法院在规范实施的环节强制适用之，就是规范有效性在法院裁判处的延伸和体现。

这些观念在康德哲学中得到阐发并广为接受。有的国家法院会从平等原则或信赖保护原则出发，肯定非立法性规则的效力。（2）修养自身的德性，如宋朝程颐《辞免西京国子监教授表》：伏念臣才识迂疏，学术肤浅，自治不足，焉能教人。而且，在逻辑上，正因为组织自治力的存在，其规范就不依靠国家强制力，自然也有了软法的属性。而法院判决对有效规则的支持，就意味着该规则是可以强制实施的，这在下文将予以更多阐述。

国家或地方团体统治建立在作为国家或地方团体成员的个人同意或合意基础上，基本上是一种理论建构或拟制，而不是现实。可见，无论是民主代表立法理论，还是宪法依据或法律授权依据理论，都不能为学理上区别对待法律、法规、规章和其他规范性文件——将前者视为立法性规定、将后者视为非立法性规定——提供连贯一致的依据。但数字与数据之间的价值鸿沟仍然存在。

数字权利的权利结构中必须含有对数字权利的权利客体所进行的科学界定，只有构建科学合理、共享与权利治理相结合的数字权利客体体系，才能为数字权利奠定扎实的权利结构基础。二是强化对公民信息权的法律保护。宪法规定了国家的根本制度和根本任务，其制度功能在于有效地规制国家权力运行秩序和保护公民的基本权利。根据《中国互联网发展报告2018》统计，中国网民数量达到了8.02亿，其中手机网民为 7.88亿，第三方互联网支付达到143万亿元。

数字权利的权利客体无疑与数字有关，不论是数字技术，还是数字产品，都存在一个数字与传统技术和产品特性相结合的特征，而传统法律制度对于技术和产品的法律保护和规制，都有比较成熟的制度标准，故是否因为数字与技术和产品的结合实质性地改变了权利客体的特性，特别是数字本身是否值得通过权利制度来加以治理，这是迄今为止法学界没有深入讨论的问题。不论是第一代人权，还是第二代人权，或者是第三代人权，人权的主体都是具有自然生物特性，可以相互区分的独立存在的人类个体，即便是集体人权，也是由个体组成集体，以集体方式行使的人权。

在这一领域的法律制度设计中，必须强化政府在数字治理中的作用，特别是提升政府对数字经济的规制能力，在数字企业与政府之间建立起规制数字经济的合作治理模式。当然，由于基本人权的平等性，每个个体会基于道德的内在压力去关心与自己具有相同人权主体资格的自然人个体享有基本人权的状况，但从总体上来看，基本人权主体的独立性是人权法最重要的制度功能。目前沟通数字与数据之间的制度桥梁是对算法的权利保护。三代人权最大的特点就是人权中的受益者是享有基本人权的自然人个人，人权主体与人权的客体以及主体客体相互作用的对象都是具有完全的独立性的。

数字权利能否作为一种新颖的权利概念进入传统法学构建的权利制度体系，特别是数字权利能否以数字人权的形式进入宪法保护的视野，这些问题都有待从法理上给予严谨的科学证明。二是对数字人权说的本体论进行批判，指出数字人权 缺乏人权的道德基础，不能通过道德人权的检验。问题的关键在于，数字权利所主张的法益具有多元性和复杂性，几乎在国家主权、国家安全、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所有的国家治理和社会治理领域，数字技术和数字产品都有着广泛的应用场景，所以，数字权利背后需要加以保护的不仅仅是物质性的利益，也包括精神性的利益。首先，从目前数字技术发展的趋势来看，国有企业和集体所有制企业并未获得数字技术领域的完全技术优势，大量的数字技术创新成果都出自民营企业，故掌握公权力的政府在数字技术领域并没有获得完全和充分的技术上的控制权。

在数字化时代，以大数据为基础的数字产品给人们的生产生活带来了很大的便利，数字化下的权利制度对于每一个社会成员来说都具有普惠性。随着应用数学的诞生，算法技术开始广泛地介入人们的日常生活，形成了简便易行、效率优先的各种数字产品，其中最高的成就体现在AI机器人领域。

上述数字产品特性必然会导致数字权利所对应的法益带有很大的风险性和不确定性，对于数字产品的使用者来说，如何给予制度上最有效的权利救济，怎样制约数字产品开发者在数字权利链中更强的行为能力，等等，都是基于传统法学中的法益学说必须加以考虑的。下一步可以在分类保护的基础上，从宏观上承认个人信息权在法律制度上受到整体性保护的可行性。

在传统的知识产权法领域，发明专利并不适用于具有客观性的造福于人类的公共知识以及反映自然规律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特别是作为思维科学的产物，大量的数学、物理和化学等基础性科学的定理、公式，都不是权利制度保护的对象。不能用权利理论不加区分地把数字技术带来的相关利益需求，简单地通过权利泛化的途径来加以保护。只有每一个制度设计环节都建立在对数字权利的权利正当性的正确评估和合理预期基础上，数字权利乃至数字人权才能在未来社会成为主流的权利话语。在这种情形下，数字产品首先附着在传统生活必需品中，成为保障个人生存权的重要对象。五、发展保护数字权利的法律制度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对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行政体制，构建职责明确、依法行政的政府治理体系作出部署，提出了建立健全运用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手段进行行政管理的制度规则，建设数字政府等重要任务，从而指明了信息革命时代背景下，借助数字技术等科技手段赋能政府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改革方向，也为公民、法人和社会组织有效地享有政府提供的数字服务提供了技术条件和法律基础。数字产品比传统产品具有更加实用的产品特性，但由于普通消费者缺少数字技术方面的基本常识，缺乏对数字产品质量的判断能力，更无法直接参与数字产品的生产、加工和改造，因此数字产品完全成了产品使用者的异化产物

至于自己对应的主体是个人还是组织，治理的客体是家事、政事还是德行、学问，需视具体语境而定。欧洲中世纪的法秩序就不承认国家垄断暴力的观念，当然，为了避免无政府状态，其对家族世仇制度进行了严格的规制。

在此理论图式中，行政裁量基准、公共政策、城乡社区的自我规制、乡规民约、社团章程、标准，中国共产党党内法规、党内规范性文件（以下统一简称党内法规），以及互联网业界自我治理规范等，皆可归入软法范围。《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第73条第1项规定：县级以上的地方各级人民政府行使下列职权：（一）执行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的决议，以及上级国家行政机关的决定和命令，规定行政措施，发布决定和命令……第76条第1项规定：乡、民族乡、镇的人民政府行使下列职权：（一）执行本级人民代表大会的决议和上级国家行政机关的决定和命令，发布决定和命令……这些条款中的决定、命令、指示等都是行政法规或规章以外的其他规范性文件，且在有些情形下涉及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权利义务。

一个是自治标准，即规范创制主体若是社会共同体而非国家，其制定的规范就是软法而非硬法。第三，无论规范是国家机关制定的还是国家机关以外的其他组织制定的，是立法性规定还是非立法性规定，是对国家机关和其他组织以外的人员适用的还是对其内部人员适用的，只要规范是给出行为指令并对违反指令者设定不利后果的，且其效力有更高位阶规范直至宪法规范的依据，那么，该规范就是得到国家强制力保障实施的，法院裁判就可以直接或间接予以支持。

之所以将众多的共同体自治规范皆纳入软法范围，或许是受到公共治理理论的影响甚深。但是，如果按照非黑即白的逻辑，就此将其列入软法范畴也不合适。其中，autonomy一词可以追溯至古希腊，是由两个词组合而成的：autos意味着自己（self），nomos意指法律（law）或习惯（custom）。其实，抛开个人自治不论，按照自己的规则运作是组织自治的应有之义。

现实中还存在一些规范，是介于典型软法与硬法之间的。自治概念在西方也是多义的，且在英语词汇中还有不同的对应术语，包括autonomy，self-rule，self-management，self-government，self-regulation，self-governance等。

字面意义就是按照自己的法则生活（living by one's own laws）。传统的部门法，如刑法、民法、行政法、经济法、环境法、诉讼法等，皆是由大量硬法规范构成的。

通过反思，典型软法的概念跃然纸上，较之主流理论视野，其边界与范围显然限缩许多。（二）在软法与硬法之间与典型软法对应的当然是典型硬法。

与该定义相契合，他们指出软法的三种基本形态：国家法中的柔性规范、政治组织创制的自律规范和社会共同体创制的自治性规范。失信等级评定可以认为是一种不利后果的设定，而《基准》列出的待评定情形有的是不符合相关规范、未经制裁的行为，有的是已经被制裁的违法行为。《立法法》的区别对待更多是基于立法政策，是为了让在各个领域发挥比其他规范性文件更加重要作用的法律、法规、规章得到统一规制，而不是进行清晰、完整的立法性规定与非立法性规定的划分。然而，这并不影响以下结论的成立：地方性法规和法律一样被视为立法，可以在逻辑上连贯地共享理论依据。

（3）集体自治早先源于更高权威的授予，此后，又有被建构为源于个人自治的。这些争议尽管各有侧重的关切，但似乎总是与软法的意涵和外延有直接或间接的关联。

放在公共治理体系建设的时代背景之下，这样的理论考量是可理解的，也打开了传统法学的封闭之门。第三，政治组织自律规范和社会共同体自治性规范虽然不可避免地要规定运用组织自治力来强制成员服从自治规范，并追究违规成员的责任，但这些责任及其追究都仅限于成员身份，不能突破自治范围，其所依靠的自治力只能是一种社会强制力而非国家强制力。

之后，在社会观念的历史性建构中，尤其是在自由主义政治理论和哲学的推动下，个人主体性得以充分提升，从而让个体自治、私人自治观念获得了极为重大的意义。古希腊论者在使用该词时，通常指向一个集合体（collective）依靠自己统治或者创制自己的法律，不受外界强加。